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谁说的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谁说的顾炎武

　　 1897年，梁启超首先将顾的原话“保天下者，各人贱，贵有责”改写为“天下兴亡，各人贱，贵有责”在此基础上，他在同年首次总结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曾引用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号召国人担当、救亡图存的话，流传至今，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但对于这一论述的起源，学术界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笔者认为，这一论述最早是由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提出的。

　　申请人的争议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出自顾卷《日知录》卷13 《正始》:“护国者，其君，食肉者谋之；保天下，卑人，有担当。”但是，关于谁最先总结了这句名言，有三种颇具影响的说法：一是乾隆、嘉庆时期文人的“空大师”，二是梁启超，三是麦。这些说法各有依据，亟待认定。

　　近年来，成书于嘉庆年间的《凡空法师》一书风靡全球。书的开头，《岂有此理》，叫做“林挺先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对于探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本源意义重大。但也有学者从遣词造句、疑似抄袭清代著作等方面证实该书为伪书。所以，书是不充分的。

　　于是，问题的焦点再次转向了这句名言在晚清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学术界基本认为其提出有一个过程。首先，它改写了顾的原话。然后在改写的基础上提炼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八字名言。问题是，这个过程是梁启超完成的还是麦完成的？

　　 1985年，辞书学家刘介休首次提出梁启超是这一过程的完成者。他认为梁启超对顾原话的改写最早出现在1896年《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明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口占绝大多数，却不可避免地与动物亲近。谁以此为耻？顾说：“天下兴亡，匹夫之贱，匹夫之责，尽在耳畔。”梁启超在1915年《变法通议论幼学》号文中首次提出“司乃真顾林挺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刘介休认为，“根据语言发展和应用的现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含义是基于顾《痛定罪言》；八字书面语模式出自梁启超《日知录正始》”。后来，刘介休的《痛定罪言》一书除了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不同变体补充史料外，并没有公开修改上述意见。因为他的观点最早提出并得到一定史料的支持，所以认为最早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梁启超这位学者，基本上是沿袭了他的观点。

　　在2000年，根据张希钦的文章《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这个过程是由麦首先完成的。张希钦虽然强调维新派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意识，但更看重顾的“护国”、“护天下”之言。但他淡化了梁启超在这一话语形成中的作用，反而把梁启超的同学麦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他认为，1897年5月，麦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小考》年首次改写了顾的原话，“顾说，“天下兴亡，匹夫之基，匹夫之责”。后来，麦克米伦在1900年的《民义自叙》中首次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张锡钦认为，这一八字名言“是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麦对清初思想家顾所作的‘保天下，是各人之本，无己之责’的新概括和提炼”。

　　也就是说，上面提到的

　　可以看出，现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是在不断发现的新史料的基础上，改变了具体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物，在时间上向前推进。研究者在几个陈述中的相关人物之间缺乏相互参照，仅以单个人为代表做出最终决定。一个明显的漏洞是，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形成之前，梁启超和麦都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基，匹夫有责”，在时间上必然是相互影响的。

　　梁启超是第一个改写和总结的人。

　　事实上，学者们认为是梁启超或麦首先改写了顾的原话，他们最早的史料来源是《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刘介休引自1897年3月3日《时务报》的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的相关内容，是本报连载的《时务报》《幼儿园》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张锡钦引用的文章《麦《论学校五（《变法通议》发表于1897年5月12日。梁启超的文章比麦早两个多月，前者无疑拥有最早的“版权”。都是从康有为门下走出来的，他们的文章也发表在维新派的官报《民义自叙》上。他们俩都是这家报纸的编辑。因此，他们对顾原话的改写必然是相互影响的，而麦对梁启超说法的引用基本上是无疑的。

　　麦华不仅直接继承了梁启超改写顾原话的创作成就，还引用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1900年3月11日，麦花梦以“裴显声”的名义写下第《时务报》条，说：“菲律宾虽非小国，但仍可抗美；它是南非的一个小国，但它仍然可以打败英国。我的四亿人民不灰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界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早的表述就来源于此，并认为梁启超最早于1915年提出这句名言。但就笔者所见，他最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表述可以追溯到时间。早在1897年11月15日，梁启超在第《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篇中就明确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人当引以为鉴，广为人知。啊！在我们党内很尴尬。”展现希望

　　通过发展女学振兴国家，并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任。这比麦孟华早了两年有余，后者受到前者影响确属无疑。这也是笔者见到最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完整表述。因此，无论是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还是概括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梁启超都是第一人。

　　在梁启超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后，维新派对此话语的运用最为频繁。1900年，唐才常筹建勤王组织正气会（自立会的前身），在《正气会序》中说：“四郊多垒，卿士之羞。天下存亡，匹夫有责。”“天下存亡，匹夫有责”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仅有一字出入，前者无疑受到后者直接影响。在1901年10月3日《上粤督陶方帅书》一文中，海外保皇派人物罗璪云鼓动两广总督陶模“力扶光绪”复辟，表示自己虽是“海外旅民”，“然念顾氏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而不得不尽心国事。1902年，清末四公子之一、时任刑部主事的吴保初上疏奏请慈禧归政光绪，实行新政。吴氏“冒死以抗奏”，即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任。维新派对此话语青睐有加，急于改变国运的心态跃然纸上。此外，如清末革命派思想家刘师培坚持“夷夏之辨”，立志排满以保天下。在其1904年致两江总督端方的信中，也说道：“窃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春秋》大义，九世复仇。”可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晚清仁人志士念兹在兹。

　　长期以来，梁启超并未被言之凿凿地确定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早提出者，但实际上，对该话语的运用，以他最为灵活和频繁。1901年，他仅在诗中就有“天下兴亡各有责，今我不任谁贷之”“匹夫例有兴亡责，归去来兮尚未迟”两种不同说法。时人对该说法过度引用，以至于1921年梁氏在演讲时说道：“我且不必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些废话。”可见时人对这句名言的热衷程度。随着该说法流行于世，更是衍生出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安危，匹夫有责”等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在其被认为作于1895年的《致京都文学士道希陈部郎次亮书》中，出现了“国家安危，匹夫有责”，似乎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联甚大。但经学者考证，该文有修改补充的痕迹。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安危，匹夫有责”不能排除有后来附加和篡改的嫌疑，反而证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法的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梁启超于1897年最早将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原话，改写为“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在此基础上，他又在同年最早概括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且，他对该话语的运用最为频繁、最有影响。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