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为什么这么早就死了，萧红为什么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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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贾东亭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具有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长期被忽视。作为一个女人，她和不同男人的流浪情感经历也是看了很久的。正如港文作家小思所说，“那时候她战火纷飞，居无定所，爱国爱乡都很难，也正因为如此，她深受伤害。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最懂得伤害她。我常常想，写一部爱情小说比在论文里写萧红更合适。”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也认为萧红的感情和作品密不可分。他说，“萧红确实是个感性的人；她的这些感情，在她的生活中，固然是她悲剧的根源之一，但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却是最有力的一种。”

　　 1930年，19岁的萧红第一次为自己的命运做出了选择。她逃离了家庭，逃离了婚姻，逃离了现有的生活轨迹。从此，“流浪”成了她短暂人生戏剧的主题。

　　回到——年萧红即将初中毕业的1930年夏天，一个女孩子上中学是很难得的。于是，她的家人希望她早日结婚，像身边同龄的女孩一样。

　　早在1925年，14岁的萧红就和哈尔滨西郊顾乡屯的王家订了婚。王家是当地地主，和张家一样。我的未婚夫王恩佳，曾经在小学做过代课老师。据萧红的长辈和见过他的亲戚回忆，王恩加长得挺高，也挺好看。虽然当时萧红还在上一年级，但订婚在同学中很普遍。萧红的中学同学徐淑娟回忆说“我们哈尔滨中学女生的未婚夫，大部分都在哈工大和法国大学读书。按当时的社会风气，那叫天作之合。”在他们交往期间，王恩加报了法政大学的预科班，两人的关系一开始似乎还不错。王家经常派人去学校接小红回家过周日或者节假日。萧红的同学回忆说，王恩嘉去过女中，“乃英给他织了一件毛衣”。

　　而萧红却从呼兰这个小城，到了哈尔滨这个异国他乡的大都市。在哈尔滨市第一女子中学读了三年，她的视野和目标都变了。时任东特区首任行政长官朱清澜是“东特女一中”的创办人。他的办学理念很现代，聘请了很多有想法有见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授课。从萧红和同学们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些渴望新知的女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样的学校，学费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萧红的班里，有花旗银行买办的女儿，有主管的女儿，有被纠缠到位的大家闺秀。据萧红的一个同学说，萧红当时就开始在校报上发表一些散文和诗歌，用的笔名是“静静的唱”。她解释说，“静静地唱歌”。另一方面，萧红在求学期间参加了几次校外学生运动，认识了很多新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在北京读书的东北青年，激发了萧红去北京深造的愿望。她慢慢体会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未知世界的魅力，这个世界也许并不清晰却充满了诱惑。

　　于是，1930年夏天，萧红逃婚去了北平，在那里成了离家出走的娜拉。萧红他们当时已经在看易卜生《玩偶之家》，鲁迅《伤逝》之类的作品了，都劝她走。

　　关于萧红第一次来北京有许多说法。在萧红生命的阶段，罗日夜陪伴着她，并于1946年出版了《萧红小传》一书。萧红在书中提到，当年她出走的勇气，来自于一个“姓李的小伙子”3354，一个“英姿勃发的人”，“那个小伙子爱上了她，那是她当时的感受”。据《萧红小传》报道，也是这个“姓李的小伙子”把她带到了北京。那时候，她似乎还在憧憬着自己和“李”的未来，甚至把自己当成了他未来的妻子。但当她来到北京一位名叫李的年轻人的家中，发现一名妇女抱着一个婴儿时，她并不知道真实情况。

　　就像那个“易卜生之谜”，娜拉离开很容易，但她离开后会怎样？鲁迅先生曾就此发表过著名的言论，说娜拉只有两条路要么堕落，要么回来。“梦想是美好的；否则，钱很重要。”处于饥寒交迫的萧红也注定了这样的命运。她回来了。回到家中的萧红立即被软禁。她找到机会逃到哈尔滨，但这一次，她彻底和家人决裂，迈出了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与家庭决裂的萧红在哈尔滨贫困潦倒。她曾经在街上遇到过父亲张廷菊，双方只是冷冷的相遇。很多资料都证实，萧红在哈尔滨流浪的时候，饿到去哈尔滨姑姑家求助。但当他们打开门，看到是小红时，他们立即关上门，将她拒之门外。

　　后来，萧红以另一种方式向现实低头。绝望之下，小红又联系了王恩家，住进了东兴顺宾馆。现在还存在的东兴顺酒店，位于哈尔滨路外16号街。是俄罗斯风格的建筑，在当时应该算是上档次的酒店了。“九一八”后，商家数量锐减，住宿业十分萧条。再加上王家、张家在当地算是名门望族，让萧红、王恩家以赊账的形式生活。住了半年多，他们欠了400多元的食宿费。

　　萧红和王恩佳同居的东兴顺酒店。

　　有一天，王恩加说要回家取钱，离开了东兴顺。起初，已经怀孕的萧红天真地期待着他的出现，却不见他的踪影。过了一个多月，小红渐渐绝望，酒店老板也失去了耐心。她被换到走廊尽头一间堆满杂物的黑屋子里，受到严格监管。

　　从此，王恩加背上了“始乱终弃”、“欺骗感情”的千古骂名，从各种记录中消失。他的下落仍然是个谜。也有人说，王恩嘉在日据时代的混乱中不幸遇难。耐人寻味的是，罗回忆说“萧红和作者在的44天里没有提到王。”萧红所有的话里，没有一句是对这个男人的指责。甚至，她可能还对王恩加有感情。对萧红来说，这一次她已经打算向命运妥协，回到

　　旧有的轨道上，可是最终却被狠狠地抛进一个黑暗的深渊里。

　　失去人身自由且怀有身孕的萧红，闲暇时只好找些旧报纸来打发时光。有一天，走投无路的萧红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哈尔滨一份名为《国际协报》的报社。《国际协报》是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副刊编辑裴馨园经常以“老斐”的笔名发表文章。6月的一天，老斐收到一封署名为“张迺莹”的读者来信，信中述说她是一名流亡学生，现在遭遇困境，因为欠了几百元的债还不了，被软禁在道外东兴顺旅馆里，旅馆老板想把她卖到妓院里云云。老斐坐不住了，他先是带人去东兴顺探望了这位女学生，回来后，他又和朋友们讨论怎么救这位女学生。

　　这群青年人中，有一位刚到哈尔滨不久的25岁青年刘鸿霖，他后来的笔名是我们所熟悉的“萧军”。这一年，萧军为《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一次，老斐委托萧军跑一趟，给求救的萧红送几本文学书。于是，萧军在一个接近黄昏的时刻，来到了东兴顺旅馆。这是1932年7月13日，萧军后来用文字很详细记述了他们第一面的情况房间里霉气冲鼻，当时被软禁在小旅馆里的萧红惊恐不安，面色苍白，而且看上去不久就要临产了。萧军本来要送完几本书就走的，直到他“无意间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上面的画和字，以及旁边萧红随手写的小诗把他吸引住了。

　　若干年后，萧军坦率地跟女儿萧耘谈起了这段感情。萧军把两人的相识归结为“偶然”，诸多的偶然中，最重要的偶然便是读了这首诗“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就是这一首小诗，让眼前落魄的萧红成了他眼里“最美丽的女人”，他决定“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来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这年8月的哈尔滨，雨水格外多。8日夜间，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肆无忌惮地涌入哈尔滨市区。道外十几条街道水高四尺，成了可以行船的人工运河。人们纷纷逃难。东兴顺旅馆也一片狼藉。旅馆老板忙于逃命，自然无暇顾及这个欠下巨额费用的女人了。

　　萧红等不及老斐他们要趁乱来营救的安排，挺着大肚子，从窗台跨了出去，上了一艘救济船，找到了萧军临时借住的老斐的家。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说或许倾覆了一个城池只为成就一个人的爱情。萧军与萧红的爱情故事，也有几分类似的味道。松花江的一场大水，淹没了一个城市，却成就了萧红、萧军的恋情。

　　▲萧红与萧军

　　从东兴顺旅馆逃出来的萧红，在裴家客厅里安置下来。1932年8月底，萧红在市立医院的三等产妇室生下了一个女孩儿。这个小生命注定是不被欢迎的，她很快被送给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在别人家住久了，裴家开始对萧红有了意见，1932年11月，萧红拖着产后孱弱的身体，与萧军住进俄国人开的欧罗巴旅馆顶层的一间狭小房屋，后来又搬到道里中央大街西侧的商市街25号，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萧红后来在《商市街》中，不厌其烦地记下来这些时光，有共患难的快乐。“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

　　▲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宇 摄）

　　二萧在哈尔滨的这段日子，像是普契尼《波西米亚人》里那群流浪艺术家一样，贫苦、快乐。他们有时去游泳，有时去划船，有时去溜冰……他们在哈尔滨的朋友杨范后来回忆，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国大街上，她见到了二萧。“萧军脖子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蹬了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

　　30年代的哈尔滨，有着日本统治、俄化社会、中国土地的背景，也让萧红受到有形无形的压迫。可以说，这也是萧红对自己、对世界最迷惑的阶段，身份未明，位置未定。而“九一八”是一个契机，给东北造成了苦难，改变了东北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些作家的命运。后来形成了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东北作家群”，就是因为他们在东北亲眼目睹了灾难，亲身感受到做亡国奴的痛苦，在哈尔滨或者沈阳起步，到了以鲁迅为中心的上海发表了相关题材的作品，使内地的人知道了东北的生活。

　　萧红和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典型代表。在哈尔滨，因为和一些热爱文学的青年接触，萧红在文学上的能力得到挖掘，她开始在报纸发表文章，这对当时在写作上还缺乏自信的萧红是个极大鼓舞。1933年底，在舒群等友人的帮助下，她和萧军共同出版了《跋涉》，初露锋芒。

　　不久，带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跋涉》被查禁。他们在哈尔滨的朋友、中共党员舒群“与组织恢复关系”，落户青岛，向二萧发出邀请。1934年6月11日，萧红与萧军去往青岛。这一次告别，萧红再也没能踏上自己故乡的这片黑土地。

　　二萧到青岛后，在山顶上住的一幢公寓，可透过窗子观赏两边海洋的景色，到报社走路只要一刻钟。此段生活比在哈尔滨悠闲得多，乐观的气氛逐渐取代了昔日沮丧的情绪。美国学者葛浩文写道““比较起来，萧红只有在青岛的短短五六个月中享受到了一点人生乐趣。”这句话令人心酸，也是实情。也就是在青岛这段短暂的安宁，萧红在操持家务之余，写了她第一部小说《麦场》——即后来在胡风的建议下改成的《生死场》“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一年她仅仅23岁。

　　在青岛的安定是短暂的。不久，舒群与其爱人先后被捕，报社也停办。两人不得不寻找下一个漂泊处。在朋友建议下，1934年10月初，像当时很多崇拜大师的文学青年一样，萧军也试着写了封信给鲁迅。比其他文学青年运气好的是，这样一个几乎是冒昩的举动，竟然打动了鲁迅先生。10月9日，他们就收到鲁迅的回信，继而和朋友们陷入到一片狂喜中。信里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能倒背如流，正如萧军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里所说，这一封信于他们有如“一纸护身符录”似的意义。

　　1934年11月2日，萧红、萧军与梅林一行三人到达上海，租住在拉都路北端杂货店二楼的亭子间里。在萧军的不断要求下，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北四川路的一咖啡室内，第一次见到了鲁迅与许广平。许广平后来回忆萧红“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

　　第一次见面后，鲁迅先生开始对这两个年轻人显示出接纳态度。也因为鲁迅的提携，萧军与萧红的作品陆续发表在各种刊物上。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这是她以“萧红”为笔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萧红也一举成名。鲁迅为之作序，赞其“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但也有分辨，指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他后来在回答斯诺访问时，还提到了萧红，认为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萧红与许广平（右）

　　随着与鲁迅一家交往的增多，他们的家搬得离鲁迅越来越近。1936年，索性搬到了鲁迅在大陆新村居所附近的北四川路。萧红自己说，从那时起，一连好几个月“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萧红几乎成了鲁迅家人一样，而根本不是客人。在文坛上，二萧与鲁迅“同仇敌忾”，也深得鲁迅的信任——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鲁迅先生此时已是生命的阶段。

　　为什么鲁迅和这两个贸然投奔的青年走得这么近？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分析，有几个原因。“是鲁迅对于青年的态度，总是做着‘愿英俊出于中国’的梦。他对从沦陷区来的遭难的人，第一时间先有一个同情的反应。所以萧军、萧红写信向鲁迅求援的时候，鲁迅的反应是很积极的。作为东北人的二萧，是特别愿意把心掏出来给你的那种，这跟南方青年那种书生气甚至有点矫揉造作是不一样的。鲁迅就喜欢这种坦诚的，他说哪怕你是魑魅魍魉，也把自己的灵魂露出来好。还有一个原因是二萧本身的才气，他们展露出写作上的才能。

　　▲鲁迅博物馆馆长王锡荣（黄宇 摄）

　　萧红说“只有鲁迅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鲁迅去世后，萧红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回忆鲁迅先生》，写了两人交往的很多细节。萧红这篇文章当时遭到萧军的嘲笑，在他看来，这篇文字过于平淡和琐碎，和鲁迅先生的伟大不相称。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所有回忆鲁迅文字中最感人的。比如开头即是这样的鲜活“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在祖父带走了童年的“温暖”和“爱”之后，萧红又在鲁迅先生这里找回了。她在鲁迅身上找到了她多年寻求的梦想特质——睿智和热忱，这是一个理想父亲的典型，鲁迅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这个角色。

　　在萧红31岁即将病逝香港时，她不要求埋葬在任何一个和她相爱过的男人身边，也不要求回到家乡，唯愿葬在鲁迅先生坟墓旁。她说“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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