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北大的农村学子有钱吗(考上北大的农村学子有补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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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

7月25日云南会泽县崔少阳收《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像假期的每一天，他都在离家十里左右的工地上帮农民工的父母拌砂浆。接到通知前，他用汗衫把双手包起来，擦了好几遍。

“工地上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消息传遍网络，崔少阳走红。刚从北大毕业的邓风华也看到了这条新闻。同样是会泽人，同样是一个农村孩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官号上给晚辈写信：

“我入学前就绑定了建筑工人的符号。”“对你我来说，味道真的很奇怪。”邓风华在北大读了四年，现在清华读研究生。他知道，在这些安静的地方，太容易忘记过去。大家都学拍照，学化妆，学听演唱会。他从里到外包装自己。工地和工人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崔少阳看到邓风华的信，说“很多含义我还是不能理解”。最近被媒体包围，他害羞的对着镜头说要“回到山里去改变他们”。但他私下承认自己“不知道如何改变”。

刚长大的孩子说：“考上北大没什么”。他仍然相信努力可以改变一切。——考上北大后，他立刻买了一整套雅思教材，堆在狭小的住处。

邓风华希望崔少阳意识到，有些“努力是解决不了的事情”。他在信中用黑体字写道：“即使到了北大，我们也是亿万农民工的镜像。”

2022年8月30日，北大本科生报到。

一个

崔少阳完全不知道北大是什么样子。他话不多。他在高中喜欢打篮球和阅读。他也没去过很远的地方。从高中到家，他要坐40分钟的农村小巴，再走20多分钟到中山路。下雨的时候，泥会粘满你的脚。回家后，赶紧刷鞋。

崔少阳在入学前纠结要不要带父母报北大。钱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来了也管不了，没心情玩”。

邓风华自己挤了3个小时的面包车下山，行李堆上饲料和铁锹，然后从县城坐4个小时的大巴到昆明，一路上几乎都是深山峡谷，最后从昆明到北京。山路的记忆并不精彩：以前，路通向乡政府，回家要走十几里路。冬天，他和妹妹背着行李，雨雪打在脸上。他们回家时嘴巴冻得发麻是常有的事。

同级别的农村朋友徐森第一次来北大参加自主招生。他在东门找不到吃的，父子挤在地下室睡觉。他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到处都是冰冻和打滑。后来两人去了西单的购物街，打工的父亲被价格惊呆了。“你带我去错地方了。”

另一个村民曲，被他的父亲送到了学校。他们在故宫前站了很久，觉得门票太贵，没进去；然后父亲去平谷打工，挣点路费。过了一会儿，女孩收到了爸爸的信息：“平谷不错，跟我老家差不多。”

瞿伟和她的室友偶尔会一起逛街，有些女孩一个下午花两三千元买雅诗兰黛和兰蔻。她觉得化妆伤皮肤。业余时间，她大多在图书馆兼职，北大的资助体系足以让学生在家不花一分钱完成学业。她更“敏感”的时刻在别处：比如不会做Word和Excel，计算机课差点不及格；或者一个在江苏省某个城市长大的室友给她选了一门课，好心选了论语孟子的故事，这是最容易得高分的。期末考试是背《孟子》。她差点不及格，室友震惊而内疚地说：“对不起，我以为你能背出来。我们都背过了。”

邓风华和很多农村孩子都被英语困扰着。在第一个tw中

徐森学习力学。用他的话说，当他的同学已经从教授的父母那里知道广义相对论的时候，他还在乡村学校的图书馆里，读着80年代版的《十万个为什么》。“科学也需要直觉，感情是在隐藏中积累的”。

这种差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徐森入学时加入了许多俱乐部，如象棋俱乐部，但很难融入这些圈子。他认为自己喜欢下棋，水平不错，但俱乐部真正的核心成员已经是参加比赛的水平了。他们平时交换棋谱，很多专业术语他根本听不懂，一句话也插不进去。

上海交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自主创业考生和农村考生的大学生活适应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超过一半的自主创业考生在学校的适应水平较高，但只有约10%的农村考生能达到同样的水平。

今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向2017级受资助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在收回的135份问卷中，有62%的同学认为自己的学术基础差，有一半的同学觉得自己缺乏自信，不擅长社交。68%的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业计划。

崔少阳也有点担心。他在高中最主要的烦恼就是不会社交，不会和同学老师说话，心里有一肚子话，但是又说不出来。对方一点头绪都没有，他觉得很难受。最近，有几十个电话要求采访和资金支持。他一一回答，然后尽可能委婉地拒绝，却常常被逼得哑口无言。

邓风华参加了资助基金会的交流活动，发现那里的学生大多胆小怕事，不敢主动发言。有的人交流时哽咽，说家里人在学校很难适应，和“自信、专业、控场能力强”的北大差别很大。一切都像他们的家乡。

他记得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个农村朋友。刚到北大的时候，他们一起去中关村买电脑。对方笑得很灿烂，说要干大事。高二见，对方胖了不少，成绩也不好。大四毕业的时候，有一次聚餐，对方苦笑了一声，“滑完了。”他的很多同学都出国了，他回老家“就是找个工作维持生计。”

邓风华曾经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差异是一件坏事。仔细想想：我5岁的时候被塞进姐姐的班里，每天来回走十几公里坐在教室后面听课；10岁的时候住校，和40多个同学一盆水洗脸。高中的时候，我说我要考上北大了。父亲笑着说：“你看你家门前的山。能考上吗？”

真的是北大。即使他不愿意，外界也会告诉他，他们之间有隔阂。大一的时候，辅导员找到他，好心建议他可以打网球，“这样可以更好的和同学融合”。

邓风华说，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他们真的不一样。

2017年9月8日，2017届开学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

2

比起凌晨3点撒化肥，6点搬砖，崔少阳认为学习是“最不累的事”。

崔少阳的高中最喜欢《平凡的世界》，曾经瞄准了一辈子驻扎在农村的孙少安，因为“他对家庭负责，有监护人”。他的父母都靠打工挣钱，负债累累。为了弥补他上北大的费用，父亲这个夏天怕下雨，拼命干活。除了每天在工地工作10个小时以上，崔少阳坚信学习也是“家庭的守护者”。

他家几乎是一片空白，卧室里没有书桌，各种建材散落一地。客厅的老式电视架在两块空心砖上。父亲哽咽着说，家里不容易。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有时会买火腿肠充饥，他却在地里谎称自己有好吃的，包括土豆，把我剁碎

邓凤华小时候帮父亲收过烟叶，在地里忙得浑身湿透。带回家熏蒸后，需要在烟叶下点炉子。烟散了，人睁不开眼睛，身上都是烟油，衣服也会粘在一起。熬夜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他心想，长大了就不要继续种这种东西了。

邓凤华的父亲只是想让孩子离开他那阴暗破败、雨天漏雨、随时可能倒塌的破房子。他一度觉得，儿子最好的出路就是读两本书，去县城当初中老师，有稳定的收入，成为城里人。现在我的儿子很有前途，他想成为一名高中或大学教师的愿望正在上升。它更稳定。

这种想法从邓凤华出生开始就没有改变过。邓的父亲种了四五亩烟叶，养猪，业余时间还铺电线、挖矿。

后来女儿上了大学，儿子上了高中，他就找邻村的朋友要了几亩荒地种玉米354。山顶上土地光秃秃的，脚下是云贵交界的大峡谷。它通常像空气一样安静。

“我告诉他，一定要逃出去。再和我一起种田(我)想哭”。

邓风华后来才知道，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学习的目的是远离原生环境。他的高中老师很欣赏他，会拍拍他的肩膀说：“我想考上北大。考上北大，半只脚就进了上流社会。”他当时很感动。

直到站在燕园，他都不知所措。“什么是上流社会？”

过去的经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例如，瞿甚至不知道她为什么被北大3354录取。之前同村有人考上北大，她父母让她以此为目标。第一次高考，她考上了南方某著名大学，可家里盖房子，没钱，交不起学费。分数高的考生回去复读会有3万元的奖金。她被迫读了一年书，稀里糊涂来到北大。

同样来自云南山区的凌雄，稀里糊涂上了北大。他是理科生。成绩公布后，他最喜欢的专业是北航或者同济土木。但是他们高中从来不是北大的学生。校领导找他谈话，老师求他“冲”。于是他填了一个提前批次，来到北大学了一门冷门小语种。

“我以前不知道地球上有这个国家。”他着眼于课外生活，加入了许多俱乐部。我觉得更接近大家想要的那种生活。

“蓝图不错。但是根本不适合你。”凌雄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时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并且加倍焦虑。

他还在忙着创业赚钱。他的父母是工地上扛钢筋的工人。他想变得富有。但他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想出来的一些创业点子，要么被见多识广的同学指出不靠谱，要么被提醒类似项目已经存在。就算遇到一些觉得有利可图的好项目，有的同学可以投5万，但是他没有这种闲钱。

最终，他在大学的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他借了4万块钱买茶叶，想卖给学校组织的大会和附近的饭店。现在这些茶叶都堆在家里了。他不仅没有赚钱，还欠了债，父母帮他还了一部分债。

邓风华说，过去他相信成功学，觉得“不成功就是不努力。”但后来，他发现，似乎有一些力量比努力更强大。他在这种力量下感到困惑。3354来之前，只有模糊的规划，比如“出国”“干大事”。后来，这些离自己越来越远。

崔少阳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他认为今年夏天他的好成绩给家里带来了更多的笑容。他高中的时候也想象过大城市的工作生活，但是想象力有限，实在想象不出白领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相对来说，只有本科毕业生会工作赚钱

后来他认识了另一个儿时的同学，已经是家乡的农民工。对方告诉他，自己已经在外面打工三年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存过钱。现在工厂机械化了，机器人代替了人，工资变低了。他最近失业了。学生认真地问邓风华，“你好好学习，我从小就问你问题；现在你在北大，能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邓凤华想了很久，也给不出答案。

三

在北大，有很多外力帮助这些农村孩子。

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主任陈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北大的各类资助已经覆盖了在校学生的基本需求。目前是进一步提供“非经济支持”，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

在陈看来，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学校能做的就是尽量缩小。比如，近年来，北京大学专门为受资助学生设立了海内外游学项目；还会邀请一些学校领导、教授、知名校友与这些学生通信、聊天、聚餐。

在西南山区长大的严泽，第一次去福建，第一次去日本，也成为学生服务团里的学生骨干。他第一次谈成了3354的合作，给国际学生和英语口语不好的资助学生配对，每周聚餐，给学生练习口语的机会。

去年，在资助中心的“燕园手拉手”项目下，她和一个家境相似的学弟学妹做了一次配对，带她去吃饭，在未名湖畔走了一圈，给她学习上的建议，看着她从刚入学时的胆怯害羞逐渐变得开朗。

北大的生活总有出路。徐森性格内向，如果他不能和别人一起玩，他就会努力学习，因为“做物理不需要社交”。大二的时候，他去留学机构了解出国费用，发现光是写申请文件就要3万元。再加上考试培训和出国后更大的开销，他也没办法“卖房子”。结果他最后硕士没有出国留学，而是留在我们大学读研究生，打算出国读博士后。

瞿伟也后退了一步。本来她有机会留在我们学校读研，但是一年的学费两万多。去另一所“双顶”大学，不仅降低了学费，还提供了可观的奖学金。她父亲建议她留在北京大学。她说她“不想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电话那头噎着了父亲。

“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很难忽略成本，考虑性价比。”颜泽说。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谢对四所985、211平台大学的2000名农村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村孩子在精英大学实现自我一致的途径往往是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上，放弃一些社会生活。

“北大的生活其实很安逸，很容易忘记困境。”邓风华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大多数人都是在夹缝中思考如何实现自我，而不是去挖掘。

他开始寻找他长大的地方。他回山区采访，发现很多孩子都不自信。有些家长认为孩子上大学不现实，更何况“生一个孩子要十万，以后找不到好工作就没了”。对于从山里考上北大的经历，即使当事人就在眼前，很多人的眼神里也流露出不相信。这种感觉他很熟悉，高中的时候也遭受了很多反对。爷爷把爸爸叫过来说：“修房子不如花钱读书。”

“即使是现在，考上重点大学也是小概率事件。”邓凤华反映，虽然家里穷，但父亲重视教育；但在附近的村镇，一些家庭仍然坚信“穷人穷到底，政府好管”。他们希望政府能出钱资助他们，

在他家，妹妹在学校还不错。小学最后一年，县体校来招体育生，村里的代课老师以为要招文化课尖子生，就把姐姐送来了，包括学校前三的学生。

学校里没有围墙。一天有五节文化课。学生每天找一个坡道跑步。妹妹只跑了半年，脚就肿了；平时上课没人管。当1元钱掉在二楼时，一个摊贩将巴巴扔出窗外。这位父亲想让女儿转学，但他缺钱，不愿意接受体校的补助。

农村的坎坷生活彻底改变了两兄妹的轨迹。邓凤华是那个幸运儿，去了北京大学。第一年妹妹考了一个不错的林业本科，但是农村信息闭塞。接到通知后，她才知道学费贵，一年一万。为了给弟弟省钱，家里让她退学。摆了几个月的地摊，她“心灰意冷”，复读后考上了当地一所师范院校。

即使在今天，在邓风华的村子里，每年也有两三个大学毕业生，还有二三十个依然选择打工。

在北大的一些课堂上，有老师说北大学生要做“完美主义者”，去远足、滑雪、骑马，“过最好的生活”，好像农村不存在一样。不过，邓风华也庆幸北大包罗万象。很多教授会在课堂上发言，希望学生关注三农问题。有老师告诉他们，《春天里》这首歌本来是倾诉底层的愤怒和艰难，但后来很容易就被换成了“自我奋斗”的表达。

邓凤华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纪录片《作业》的时候，有一组做关于美食的精致片，他去拍《孤独的管家》，记录的是凌晨四点所有学生都在睡觉，管家大叔一个人在漆黑的楼道里扫地。结果得到了全班同学的认可，成绩很高。他开始关注农村和工人的问题，看了很多学术资料，周围的同学也很感兴趣，经常交流。

“这个学校有很多可能性。”凌雄第二次创业，选择回老家在农村开辅导班，教孩子数学和英语。这次他不仅获得了一些财富，还得到了人们的感激。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看着孩子们嬉笑打闹，看到他们掌握了拼音和乘法，起初几乎不为人知，以肉眼可见的——的速度进步。那种快乐是以前他们单纯想赚钱的时候没有的。

四

凌雄偶尔在北京做家教，看到北京的家长给孩子交一个小时或两百元的课时费，培养孩子的课外技能。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小学老师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代课老师，老人让学生上课自习，然后在操场上摆桌子喝酒，然后满脸通红地回来宣布下课。

村里除了他，同龄人没有一个考上本科的。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就工作了，其中很多人已经有了孩子。他想了一下，觉得自己的才华是出柜的主要原因。

邓风华到偏远山区调研。他去南方山区拍一部关于一个上学的8岁女孩的纪录片。

他还去了东莞的一家化工厂上班。他看到工人不戴手套把手伸进化学试剂里，皮肤被腐蚀开裂。有农民工告诉他，回老家不知道干什么，在东莞买不起房。

在学校，他发现学生公寓的地下室住着和父母长得差不多的校工，他在食堂和姑姑跳广场舞，了解他们的生活。

他很自然地想起了自己的过去。家里的土坯房，只有2米高，阴冷潮湿。昏黄的灯泡让墙上的裂缝显得更加明显，猪圈引来的苍蝇在家里肆意飞舞。那时，他在县城读书，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的

南京大学的学者曾经调查过江苏省两所大学的近200名农村学生，发现其中有近一半的人“非常愿意”或“愿意”成为城市人。相比之下，只有15%的学生愿意坚持自己的农村身份。虽然73.5%的学生认为“既然在城市，就应该适应城市生活”，但只有7.3%的学生认为自己是“城里人”。

邓凤华的父亲觉得儿子想法有些奇怪，应该安心当老师。“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嫌他小，不收，就把我的饭桌放过去，逼着他们收。现在不行，大城市，现在不行。”邓的父亲叹了口气，说他担心的儿子有很高的心。其实他可以像他女儿一样当老师。朝九晚五最好安全。

但邓凤华不这么认为。他希望农村学生认识到，出身家庭不需要逃避，而是行动的源泉。他说，他不再感到自卑，尽管他可能会以不同于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的视角看待一些问题。他能清楚地知道这两种认识方式是平等的，他能给他们提供不同的体验，获得他们的尊重。

五

大四的时候，邓风华带着几个大一的学生去云南农村考察。去的路上，大一新生们谈笑风生，谈论着综艺节目和偶像剧。直到他们到了山村小学，班上都是留守儿童。大学生问孩子最近一周开心过什么，没人回答。一个月了，还是想不起来；一年了，依旧沉默。最后，有同学声音颤抖地说，爷爷死了，爸爸3年没回来了。

回程的火车上，话题变了。这群大一新生开始认真琢磨农民工的问题，他们的偶像被留下了。

不管是城市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大学的这四年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接触的机会。农村孩子也有可能在其中获得可喜的变化。比如颜泽，她感觉更自信，更细心，更有担当。她收获了很多认可，在锻炼中学会了与人相处和交流。

“我在走一条父母没走过的路，我自己都在尝试。”颜泽会觉得，在来北大之前，自己心胸狭窄，只想“好好生活”。你可以看到身边的一些同学，才发现对某件事的兴趣或者对群体的关心才是持久的动力。

邓凤华自己的家庭也在变化。他们家以前是村里的破聚居地，现在姐姐是老师。她建了几栋新砖房，买了一台电视，安装了太阳能。他考上了北大，这让这个家成了村里最吃香的一家。亲戚朋友开始在假期送孩子去和弟妹聊天学习。一些原本希望孩子辍学打工的家长，看到这个家庭的变化，逐渐改变了想法。

另一方面，出身家庭带来的身份认同也长期影响着这群学生。瞿伟今年毕业，没有回家，直接去读研继续学业，主要是为了省回家的路费。她认为硕士毕业后去昆明工作是对家庭最好的解决方案。

根据北京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对毕业生去向的统计，也发现农村学生流动特征鲜明：出国深造的比例远低于全校平均水平，首选更稳定、职业声望更高、安全感更高的国企事业单位。

瞿伟坚信出身家庭的影响不会被抹去。她希望以后能赚钱，给家乡的小学捐个图书馆，然后在村里装路灯。凌雄已经在工作，作为一个选调生人，正在深入基层。在家乡办辅导班的经历，让他觉得帮助有需要的人是一件乐事。

类似的烙印留在崔少阳身上。他即将开学，助学金已经全部到位。但他最关心的是父亲的健康。最近父亲总感觉肚子里有“气泡”，很担心，但还是不肯去医院检查。这成了崔少阳的心病。他还清楚地记得贫穷的滋味：他近视600度，而他的父亲

自认为“融入”得很好的颜泽，也清楚地记得贫穷带来的不适：小时候默默听朋友们讨论麦当劳、肯德基，插不上一句话；长大后，同学问她为什么牙齿不整齐，她无言以对。到了北大，开学后，有同学说暑假在洛杉矶或者寒假在旧金山吃了很棒的甜品，但是现在，自信的她放下了。

邓风华克服了落差感。他关心山区的家乡，想改变它。3354假期只有家里的太阳能屋顶信号好。他拿着电脑坐在屋顶上学习。夜半时分，山野一片漆黑，万籁俱寂，头顶的星星布满夜空，电脑屏幕闪闪发光。(文中北大学生均为化名)

原文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22年9月5日，第12版。

“张承慧博客”考入https://www.zhangchenghui.com/39002,大学的一名农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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