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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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1949年对于取得巨大成就的知识分子来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新旧政权更替，注定要经历一场地震般的分化和趋同。面临激烈的文化选择和人生选择。这一年，在政治和军事的帷幕后面，蒋介石引诱学者来台，中共邀请名人北上，上演了一场20世纪的文化名人争夺战。
国民党的“抢救”一号人物
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和戴相继自杀。三个月之内，蒋介石连续失去两位重要大臣，令他终日愁容满面，唉声叹气。
我身边的人都快死了。退守台湾省，总需要一些文人撑门面。，蒋介石考虑除了将国库的黄金储备和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省外，还着手制定营救大陆学者的计划。
1948年1月底，平金的局势变得紧张起来。南京朱家华、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谈判策划了“抢救”平金学界、教育界名人的实施办法。很快，傅斯年拟定了一份详细的“抢救”学者名单，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它包括四种必须被“解救”的知识分子机关、学校、社团的负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的人；那些有学术贡献的人。在所谓“抢救”学者的名单中，高校负责人包括唐用彤、饶等。以及那些因政治原因而被“解救”的人，如毛子水等。有学术贡献的，如杨振声、罗昌培，还有曾任北大校长、曾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胡适，自然排在“抢救计划”的首位。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为胡适争取，在西山通过广播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国共产党保证胡适在北平解放后仍然是北大校长，北平图书馆馆长。1948年12月13日，蒋介石派专使到北平劝说胡适南下，但胡适因忙于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而拒绝南下。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打电报给胡两次，说时间紧迫，不能再拖延。14日，蒋介石派专机到北平“迎接”以胡适为首的一批学者。覆水难收。胡适下定决心要去。15号。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应等人乘两架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朱家华、杭等到机场迎接，并把他们安顿在南京赤峰路的一家宾馆里。第二天中午，蒋介石在皇宫为胡适一行设午宴。12月17日，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恰逢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邀请胡适夫妇在黄埔路公馆举行生日宴会。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一天，他为胡适的生日准备了酒，这是一种尊重的异常。
就在胡适等人飞离北平后，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获救”学者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抵达南京的还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位教授。到达南京后，梅贻琦被国民党政府授予“教育部长”的职位，但几天后他就辞职了，声称对自己未能把北京的大部分教授送走感到羞愧。
去留的历史选择。
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巨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上至最高层，国立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教授，政学两栖文化名人。以及普通大学和中学教师、报纸编辑和后起之秀l
与胡适相反，深受胡适栽培的吴晗对北平的未来充满期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晗致力于考证，而非从政。1943年吴晗加入人民联盟后，继续追求进步。1945年，他帮助民盟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厂，重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就这样，吴晗和胡适的师生恋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1948年10月，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进入解放区，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他的新书因“未来无限的成就”赢得了毛泽东的称赞。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后。吴晗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他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参加革命运动。北平之围后，吴汉多次极力挽留胡适，均未成功。吴晗对此深感遗憾。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接管北大、清华，从此步入仕途，开启了“书生从政”的人生道路。
与胡适一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选择了南下。在等待梅贻琦南下期间，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选为校会议临时主席，担负起“护理学校”的重任。时隔多年。冯友兰坦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离开，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1948年12月15日。也就是胡适南飞的同一天，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
胡适南下后，北大教授成立了自己的校委会，汤用彤当选校委会主席，成为北大事实上的校长。1949年1月31日，北京宣布和平解放。5月，北京军事管理委员会主任叶剑英给唐永通发来任命书，正式任命他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
事实上，相当多的学者不愿意乘国民党的飞机离开北平。这里有文人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情怀。傅斯年原本打算让许多教授“忠于党和国家”，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但他失望了。有一天，他甚至派了五架飞机去机场，但只有几个人接。傅斯年非常恼火，他不得不停止飞机救援。据季羡林回忆，胡适到南京后，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接一些老朋友，他自己在南京机场等候。当飞机返回时，舱门打开了，他希望能见到他的老朋友。，除了一两个人，他要见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离开机舱。据说胡适当时泪流满面。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一直坚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的人生原则。他虽然和胡适一起乘飞机到达南京，但只在南京停留了一晚，然后第二天家人就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陈寅恪写信给当时的岭南大学校长陈，表达了到岭南大学任教的愿望。陈立即答应安排陈寅恪南下广州。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乘船抵达广州，陈派得力的、熟悉陈寅恪家庭的秘书卢华焕去接她。第二天，《岭南大学学报》以《为国家教育人才，文院添聘教授多位》为题报道了陈寅恪来岭南大学任教的消息，引起轰动。
不忘继续拉拢大陆学者，如、罗昌培、向达、唐用彤、冯友兰、饶裕泰、叶、曾昭伦、钱三强、周一梁、沈从文等。在北京，尤其是岭南大学的陈寅恪，极力劝他去台湾，还是失败了。
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一个核心人物是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杭吴礼。他是国民党“抢救学者计划”和“抢运两院古物”最有力的发起者。
吴航一直迷恋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但陈始终不同意。吴航非常清楚陈二的价值，并多次遭遇挫折，退而求。他敦促陈二先看看香港的情况，并说这将是一个好的进退之道。，杭带着“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徐侃找到陈，要陈同去，劝说陈寅恪赴港。吴航此时已经到了恳求的地步。他告诉陈，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和一套新房子。陈当即表白，“你出十万我出十五万，我给他盖新房住。”
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老师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忠诚、谦虚，很受欢迎。这位著名的教育家，早年立志“教育一生，不做官”。他有爱国热情，但他不懂政治，更不用说政治形势了。1948年7月，张伯苓赴南京出任考试院院长，为蒋介石充当跑龙套的。当他目睹了“无官不贪、无官不污”的现实后，对国民政府失望了。于是，张伯苓在南京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跑回了天津。之后，张伯苓以生病为由避居重庆，终日隐居。
1949年11月，蒋介石到张伯苓住处，多次要求张伯苓离开重庆，去台湾省或美国，张伯苓不为所动。蒋介石第二次来的时候，态度还是很诚恳的，提出只要张伯苓愿意去，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老弱病残为借口拒绝。蒋介石仍然坚持“老教师要退休，去美国休养。他的妻子、儿子和孙子，全家都会去。不是更好吗？去台湾省也可以。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想办法过好一切。”至此，仍无回旋余地，蒋介石只好告辞。张伯苓送到门口，两人站了很久，相对无语。
蒋介石飞出重庆后，又派蒋经国、张群，劝张伯苓离开重庆。事情还是没有好转，蒋经国只好说“给老师留个飞机，想走就走。”
这架飞机从未起飞。在飞机和故土之间，张伯苓选择了后者。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74岁的张伯苓在新中国只呆了一年零两个月零二十多天。1950年5月，张伯苓抵达新中国首都，随后返回天津，并亲自访问南开。他对新南开的发展充满了憧憬。，他的健康未能达到他的期望，他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去世。
北方！北方！
1948年8月底，一艘名为波尔塔瓦的苏联货船，
他们满载着大豆、毛皮、猪鬃、人参和其他东北土特产，以及大量用于租船和援助民主人士的黄金，驶向香港。
货船缓缓驶入港口。登船检查的海关人员离开后，一名穿着煤灰和锅炉工人服装的男子匆匆走进了浴室。当他出来时，他已经换上了一套新衣服。
这个人就是钱，是的人。他以解放区救济局专员的名义来香港，秘密迎接这里的民主人士到解放区。
9月下旬的一天，钱安排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张伯驹四人北上。在黄昏的掩护下，他们装扮成罩衫工人，在张汉夫的陪同下，乘坐小舢板登上苏联货轮。开始了向北的旅程。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中共大连方面租用苏联货轮。装载解放区出口的大豆、人参、药材等土特产，以便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购买并运回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等物资。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香港地下党
如何让李脱离敌特监视，安全北上，“联合公司”策划了一个非常惊险的“金蝉”计划。与李一起的还有茅盾、朱云山、张乃器、等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为了庆祝这次难忘的航行和1949年元旦的到来，1948年12月31日，茅盾特地请李题字。李新碧写道“我们同病相怜。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参与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幸福的新中国的一件大事！同舟共济，恭喜你，全心全意，做一件大事，勇往直前！去吧！好好努力！好好干！”兴奋之情跃然纸上。
1949年1月7日上午，该船安全抵达目的地大连——。茅盾写道，“船驶进大连港。所有人都涌向甲板，贪婪地看着这片神圣的土地。嘘！我们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到达了！”
随着新CPPCC筹备工作的全面展开，交通运输工作也在逐步加快。1949年3月初，应邀参加新CPPCC的柳亚子、叶圣陶乘坐一艘悬挂葡萄牙国旗的货轮从香港北上。想到此行非同寻常。两个人都很开心。诗与和谐。
柳亚子唱六十三岁，行万里路。前途真是一片光明。乘风破浪顺商，横扫南北。
叶圣陶和南征北战，最庆幸的是同舟共济。人翻身，开始新的历史。建国的尺度就是官商勾结。
这两首诗清楚地揭示了历史大转折时期民主人士的真实心态。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领袖北上参加新CPPCC，这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许多重要事件之一。深值得后人铭记。
1948年8月至1949年8月，在钱和香港支部的安排下，先后有20批约350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其中，119人出席了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们乘坐了10多艘悬挂外国国旗的船只。
1949年3月，秘密运输基本结束。在中南海，听取钱关于新政时期民主人士的输送和对外贸易开放的汇报时，对这项工作大加赞赏。
主编梅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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