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考古学的文化价值(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文化类型)

生活百科 2023-04-29 09:06生活百科www.xingbing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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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的文化遗产观是什么(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的关系)?考古学的文化遗产观是在一个天人合一的时代。作者李美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隋唐五代壁画墓与中世纪文化变迁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总书记指出“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中华优秀文明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资源。”考古学的目的是通过实物遗存还原古代历史,包括重建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对历史时期的历史进行补充和修正。这方面的考古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大大延长了人类历史的长度,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考古学除了重建史前史和考证经典、补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挖掘、解释、分享和传承文化遗产。如果说前者是“作为历史的考古学”,那么后者可以称为“作为文化遗产的考古学”。今天,中国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程,考古学正在经历其学科理念的重要转变,即文化遗产的发掘、阐释、共享和传承。这种文化遗产观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田野考古和考古学术思想。

寻求古今人文的传承,是考古的根本。

中国考古学诞生于传统金石学,金石学具有“证经补史”的功能。将青铜器、石雕等古代器物上的文字作为传世文献以外的史料,可以对文献中记载的历史进行补正。,金石学产生和发展的动机是为了发掘黄金和石头等古代物品中的人文价值。

055-79000:“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有器载道之说;055-79000说“是制篇,礼器也”。所以有“礼藏于器”之说。器物的“道”和“礼”是看不见的,但却是通过有形的器物体现出来的,是来自上一代的知识和传统,是可以传承的人文价值。在金石学萌芽的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家非常重视古物中的人文思想。孔子“信古之事”,“非生而知之,而欲之”。他的知识一部分来源于古代器物中的道,通过对道的阐释,继承了古代的人文思想。755-79000记载了一个关于孔子和“明器”的故事“孔子看鲁桓公庙,有明器。孔子问庙祝“这是什么?”寺庙看守人说“这个盖子是用来坐的。”子曰'当我闻有物坐其上,其空,其正中,其满。'孔子看到这个“器皿”不是普通的容器。挂起来的时候,不能满也不能空,只有半满的时候才能保持直立。显然,祠堂里供奉的这件器物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只是一件有着特殊意义的礼器。孔子用这个古老的器具来解释他的中庸之道。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一座晚唐墓中发现了“四奇”的形象。在M216后墙上的6幅《周易系辞》屏幕壁画中,用斯奇、石头人、金曼、土著人、普满、拖、草等物体表达了人的几种生活方式。其中洪思齐明确表达了。对“中正”的追求可谓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传承的价值观之一。士人视之为修身的标准,帝王视之为治国平天下的准则。过时的器皿经常被挂在后宫,作为对皇帝的警告。

还有承载着古代人文思想的历史遗迹。司马迁写《礼记乐记》“二十岁,南游江淮,上惠济,探禹洞,窥九疑,漂元湖南。北涉文、思,谈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这种“田野调查”不仅是为了考证经典、补充历史,而且还有“研究天道”的目的

这是北宋金石学发展的一个高峰。知识阶层热衷于搜寻和研究古代金石学,主要动机之一是借助商周古器物的研究来恢复三国的礼制。宋初颁布《荀子宥坐》,但“未必如昔”,于是出现了用古器物释古礼制的热潮。吕大临《鉴戒图》是一部流传至今的古器物研究著作。但其意义远不止于考证经典、补充历史,更在于通过对古器物的考证,还原三代古礼。陆氏家族是这场复古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家族世代学复古之礼,“宾客、祭祀、婚丧皆仿古”。从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吕氏家族极力把过去恢复到周朝的墓地制度和棺椁制度,直接陪葬的是大量的古器物和仿古器物。表面上看,金石学在宋代的作用是“礼家知其制,小学校其字,族谱不如世”。本质上是从古代器物中寻找古代人文传统,起到了人文传承的作用。

宋代以后,金石学衰落,直至清末民初。随着新发现的甲骨文和简牍被列入搜索范畴,金石学复兴了。此时,金石学和其他许多传统知识一样,被转化为现代学术,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

与中国古代金石学类似,欧洲考古学的前身——古物的原始动机是寻求古物的人文价值和传承。从14世纪开始,欧洲社会出现了向希腊、罗马等古典文明寻求人文传统的浪潮,大量古典文明的古物被发现和阐释。像北宋的碑文家一样,上层阶级和知识精英把古物视为比文本更可靠的人文知识来源,试图从古物中寻求古典文明的价值观及其与当时社会的联系。他们收藏钱币、碑文、印章、建筑、艺术品等“纪念物”,不仅是为了研究他们的年代,更是为了探究他们背后的人和社会;不仅看重古物之美,还将古物视为古典文明价值观的载体,认为古物中蕴含的某些价值观对当下仍有影响。西班牙学者哈比比(Habibou)发现了一块希伯来语的墓碑后,根据刻诗的格式和节奏,认为这是犹大第一个国王阿玛塞(Amaseh)的墓碑,进而得出结论16世纪的希伯来语诗歌在圣经时代起源于以色列,经过中世纪流传至今。虽然这块墓碑后来被证明与犹大第一任国王无关,但却是一块13世纪的土著墓碑,这个案例显示了当时古物学者从古物中寻求文化遗产的热情。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发展,寻找古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获取和分析古物的手段也越来越科学。古物学开始向现代学转型,承担起重建欧洲历史的重任,现代考古学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

无论是中国的金石学,还是欧洲的古物学,其产生和发展的动机都是为了寻求古物的人文价值和传承。古物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古代和现代的文明,使它们联系起来,延续下去。当金石学或古物转化为现代考古学时,古代遗存中人文价值的挖掘与阐释、传承与共享仍然是考古学的重要任务。

文化遗产的发掘和解释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意味着金石学(古物)研究的转变。中国的金石学和欧洲的古物学转化为现代学术研究后,被赋予了重建古史或考证经典、补史的任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田野考古工作一度竭尽全力全面揭示考古遗存,依次挖掘层层叠叠的文化层,直至没有人类活动的生土。这对于全面了解遗址的形成、变迁和废弃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层就像一本没有文字的书,记录着人类活动的历史。,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即使发掘是科学的,一旦发掘完毕,有些遗址也会消失。目前这种“挖到底”的工作已经不是主流了。而是保留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视界,只有这个视界里的遗迹才被展现出来。虽然遗址的兴衰历史无法完整呈现,但这一层面的遗存都是共时的,可以展现出商业的模式、生活方式、组织形式、宗教信仰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相对完整,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保证遗址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从而能够以更直观的方式展现给公众,使得遗址具有文化传承的价值。这种田野工作的转变反映了考古学观念的转变,是考古学的又一次重要转变,从作为历史的考古学到作为文化遗产的考古学。考古文物从学者独享的历史研究资料变成了与大众共享的文化遗产,考古学家也从史料的建设者变成了文化遗产的挖掘者和解释者。

文化遗产是法律上“遗产”概念的延伸,是指可以传承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文化创造。,文化遗产既包括有形的物质遗产(如建筑物、器皿、艺术品等。)和无形的无形遗产(如民间传说、语言、技术、艺术、信仰等。).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就像形而上的“器”,形而下的“道”。现代文化遗产的概念已经从祖先留下的私人遗产发展到各民族的共同遗产,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扩展到人类的共同遗产。,并不是所有的遗迹都能成为遗产,只有经过历史选择和沉淀留下来的才是遗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代相传,文明得以延续;文化遗产不传承,就意味着文明中断了。,物质遗产大多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实用功能,但其中蕴含的技术、艺术、思想等人文价值却以无形的形式代代相传。考古学是一门致力于挖掘和阐释古代文化遗产的学科,包括物质遗产本体的揭示和还原,以及非物质文化因素的阐释。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因为考古学关注的不是“物”,而是“人”,这是古人思考和对待世界的方式。这是一种无形但可传承的人文价值。

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非常广泛,包括聚落、城市、墓葬、图像、手工业作坊、军事防御设施等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存。通过考古手段,可以恢复各类遗存的原貌。,修复古代文物并不是恢复其实用功能。今天,任何建筑、任何文物都失去了原有的实用价值,但其中的人文因素并没有消失,值得挖掘和阐释。比如史前聚落中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城市遗存中蕴含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模式,墓葬遗存中蕴含的礼仪制度和社会秩序,考古图像中蕴含的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都凝聚着古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邃智慧,其中一些通过历史的沉淀代代相传,成为不可磨灭的文化基因。

现在,自然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考古学,从实物资料中提取的历史信息越来越丰富,使得考古学的解释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正因如此,一些研究者认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主张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考古学,这就不可避免地模糊了考古学的人文属性。强调野外工作的规范性和资料获取分析的科学性非常重要,但它们只是考古的手段,不是目的。考古资料是人类活动的遗存,关系到“如何做人”等重大人文命题,关系到人类思考和对待世界的方式。对这些人文问题的研究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挖掘和阐释文化遗产中的人文价值及其传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

共享和传承文化遗产是考古学的使命。

考古学作为文化遗产,不再是象牙塔里的知识,而是与大众分享研究成果的学科。文化遗产的挖掘和解读完成后,需要以适当的方式与公众分享。只有公众参与,才能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

与公众分享文化遗产的方式是保护和利用它。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考古遗存大多比较脆弱,容易遭到破坏,这就需要法律和技术手段来保护文化遗产本身。,要在保证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与公众共享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人文共享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但共享不仅仅是向公众开放考古遗址或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而是应该将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融入大众的生活,使之得以延续和发扬。这样才能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为了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前一些地方的“申遗”活动往往会把遗址内的居民全部迁走,而遗址内居民的缺席恰恰破坏了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没有人类活动的文化遗产会割裂历史的记忆,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当地居民和遗产的创造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联系。他们对遗产中的人文传统有着深深的认同感。一些传统和价值观仍然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他们应该在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发挥他们的主要作用。

由于人类文化的差异,文化遗产的传承存在“我们”和“他们”的差异,“我们”自然是当地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通过“我们”的传承,一些优秀的古代人文传统得以延续,文明得以延续。中国古代文明建立在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基础上,具有很强的延续性。现代中国人自然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主要传承者,通过人文传承延续文明,有利于增强文化认同,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史记》,无论哪个国家的文化遗产都是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当一些文化遗产受到人为或自然的破坏时,整个国际社会都有责任通过提供“集体援助”来保护它们,这是对地方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有效补充。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遗产资源正受到战争或经济发展的严重破坏。我们有责任在相关国际公约的框架内大力保护海外文化遗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考古学家走出国门,在中亚、东南亚、南亚、华中、非洲等地开展国际考古合作,对一些重要的濒危文化遗产提供了极其有效的保护性帮助,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体现了博大的人文精神,是更高层次的人文共享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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