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艾滋病感染者的自述：如果再给一次机会，我一定保护好自己

良善是由内而外的！

本文系作者参加法国驻华大使馆和艾滋徒步主办的第33个世界日主题活动，发表的演说内容。

01

在我的小时候，我奶奶遇到事情，要向神明祷告的时候，总是和她信仰的神明说：我们是良善人家。那时候我学会了“良善人家”这一个词。我想在英文中，良善人家可以用good people来表述。

而当我得了艾滋病之后，我遇到了很多不良善的事情。

2016年，我确诊生病，那一年的冬天，我在家养病，我爸跟我妈说：要注意，吃饭要和他分开，艾滋病毕竟是传染病。我们还是要小心。

2018年，我回家，想去见我外婆，妈妈却跟我说：“我们这一次不去你外婆家了。”

“你大舅不让你去外婆家了，说你有传染病。”

当时，妈妈的表情很难过：“不让咱们去，咱们就不去了，谁让咱们生这个病呢。”

我反驳了我妈：“不让我去，我就先不去了。可是妈，你要明白，他不让我去，不是因为我生病有问题，而是他的思想有问题。

他因为我生病而歧视我，是他的思想有问题，这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

后来，我又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拒诊。当时我去医院治疗牙齿，先进行了根管治疗，又要进行正畸治疗，正畸治疗的时候要检测血液。因此这家医院知道了我的身体状况。他们拒诊了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下午，医院的一位中年女性院长居高临下地问我，语气满是轻蔑：

你怎么得了这个病？

我很自然地回答她：我是同性恋。因不安全的性行为而生病。

她轻蔑的、歧视的提问反而给了我更大的能量。自那以后，我愈来愈有勇气去和对方说：

“我是艾滋病阳性者。”

于是我尝试维权，却受到了该医院的威胁。医院的人说在给我治疗的过程中，护士发生了职业暴露，一定要找我，要我小心。

祸不单行，在处理与牙医医院“纠纷”的时候，公司的老板发现了我在写维权信。第二天我被解雇了，理由是工作能力不行。就医维权让我的精力损耗很大，没有精力进行工作的劳动仲裁，便结了工资走人了。

原来歧视是一件那么轻而易举的事。

02

“不能再将钱花在有病的人身上了。”我爸不断和我妈说。

确诊生病，我前后住院了5次，在5次住院过程中，送走了两位病友，在病房中亲眼看见，人就这样一点一点失去了生命.......

从2016年到2018年，我遇见了一个阳性者会遇见的几乎所有的困难及歧视，困难包括身体、心理、生活上的，而歧视来自父母、家人、朋友、医院，就业单位，甚至喜欢的人.......每一次都像经历一次炼狱，给我很深很厚的绝望。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非常的愤怒艾滋病自述，仇恨情绪很严重，仇恨我爸爸，舅舅，以及歧视我的所有的人...甚至在我的书桌案头，我写下了“莫忘歧视”，希望激励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做成一些事情，让这些歧视我的人看看。

生病期间，我将“同性恋”的身份也告知了父母，父母接受不了，时常对我恶语相向，骂我：“不是人。”那段时间，我和父母的关系充满了纠缠与伤害。

我通过微博找到了浪漫妈妈，浪漫妈妈是一位民间的公益人，长期陪伴不接纳同性恋儿女的家长。我向浪漫妈妈求助，希望她帮助我化解父母对我同性恋身份的不理解、不接纳。

通过浪漫妈妈的HIV阳性者的群，我又遇到了一位贝利马丁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我称呼这位工作人员“老爹”，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正是“老爹”给予了我非常多非常大的支持。

当时我身体状况很差，时常感觉自己无法正常工作了，消沉的情绪很严重，不断地罪化自己，而当我无限内疚的时候，我会找到老爹聊聊天，是老爹告诉我：“生病不是你的错，同性恋也不是你的错”。

又因为生病、出柜还有抑郁情绪的折磨，我和父母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每每我和父母吵架，都是老爹宽慰我，再去安慰我的父母。

那段时间，我周围的所有的人都告诉我：“生病是我的错”，只有老爹会告诉我：“你不需要为这件事情承担责任”。

2017年年底，老爹建议我：“你还是不要在家养病了，越在家身体越不好，你再去北京吧。”在老爹和浪漫妈妈的支持下，我来到了北京，来北京后的第十天，我见到了贝利马丁基金会的创建人哥特·马丁先生，刚见面马丁先生夸我是一位“good boy”，并说他是我的爷爷，所以我会称呼马丁先生为马丁爷爷。

我前后和马丁爷爷吃过三次饭，马丁爷爷年轻时候的伴侣贝利不幸感染了艾滋病，因此而去世，因为贝利是中国人，所以马丁爷爷成立了贝利马丁基金会，致力于中国的艾滋病防控事业。

马丁爷爷的故事给过我巨大的鼓舞，我曾经和马丁爷爷说：“God bless good people do great thing·”如今马丁爷爷已经80多岁了，依旧年年奔波在中英之间，他的精神能够感染到我，影响到我。

再到后来，我参加了北京同志中心的一个HIV阳性者互助小组。那一次的活动，我看见了更多的阳性同伴。

我们讲述各自的故事、困难，也相互扶持，当痛苦被说出来，痛苦逐渐消散.......那一次活动，给予了我很大的能量。从那开始，因为一些朋友的推荐，我开始了对HIV阳性者的一对一的支持工作。

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英语专业的学生，确诊后找到我。

当时他说：“本来还想到美国结婚呢，这下可好了·······”我当时和他说：“你先吃药，上药后身体状况稳定了，该怎么结婚，就怎么结婚。”

2019年，他给我发了他和伴侣在美国举办婚礼的照片。

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姐姐，她在阿尔及利亚创业，她弟弟生病，她主动找到我。因为她弟弟生病后，不愿意再接触社会，不再工作了。于是，从2018年开始，我一直陪伴支持这一位姐姐。

在今年，就在前几天，她又给我打电话，说：我弟弟去工作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因为我感觉每一个人都有变好的期待，如果能够跨越在脑海中给自己设置的障碍，那么乘风破浪是不会远的。

自我生病，我一直受到别人的支持与帮助艾滋病自述，比如浪漫妈妈、老爹、马丁爷爷、北京同志中心的伙伴们.......这是我愿意为别人提供支持与帮助的最大的动力。正是那些支持与帮助我的人，让我始终没有抛弃：“我们是良善人家”的信念。

03

今年疫情中，我一个人在北京，社交被切断了，当时很孤单、很难过，我想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索我自己，后来我借助北京同志中心的心理平台，开始了一个长程的心理咨询，并且一直保持了下来。

在心理咨询中，我不断去回忆我内心的那些愤怒，那些仇恨，以及我对于受到歧视的体验与感受。

有一次我看一本叫做《藏传佛教简史》的书，我看到一个故事：密勒日巴尊者幼年时候丧父，他的亲人们霸占了他们家的财产，密勒日巴尊者因此内心充满仇恨，发愤去学法术希望能够报仇。后来他学成了法术，大仇得报，而他却并未因此而快乐。

这时候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真的需要去报仇吗？我仇恨歧视我的人，真的有力量吗？我心中的愤怒会不会反噬我的生活呢？

那一刻我明白我不能因为仇恨而活着。当时我又想到了我的祖母，想到了我祖母的那一句话：我们是良善人家。

因此我把书桌前方的“莫忘歧视”划掉了，改成了“相信信仰”，我的信仰是：我要做一个良善之人。

我几乎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融化我内心的仇恨。后来我又把书桌前方“相信信仰”四个字，改成了“关照自己”。我需要关照我自己。关心照见我自己的情绪，关心照见我自己的体验，关心照见我自己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