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被治愈”虽遥远，但它早已不那么可怕

文 | 刘文昭

昨天，“全球第二例艾滋治愈病例或诞生”的消息，引发热议。就在一些人乐观的认为“终于被攻克”的时候，马上有专业人士出来“辟谣”：说这位病人被治愈还为时尚早治愈艾滋病，他的疗效是医学奇迹，治疗方法也很难推广。虽然治愈艾滋病还很遥远，不过人类对艾滋病的防治已取得巨大进展，没有治愈之法，艾滋病疫情也很可能被“终结”。

奇迹令人兴奋治愈艾滋病，但很难复制

这位不愿透露名字的艾滋病患者被称为“伦敦病人”。2012年，开始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但祸不单行，他又得了晚期霍奇金淋巴瘤。在化疗之后，他又在2016年接受了干细胞移植。

捐献者的干细胞并不一般，其中的基因（CCR5 基因突变）对艾滋病毒有基因耐药性。现在，“伦敦病人”已有超过18个月未被检测到艾滋病病毒，有望成为继“柏林病人”布朗之后第二名成功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柏林病人”布朗接受媒体采访

“柏林病人”布朗和“伦敦病人”的情况类似，当年布朗同时患有艾滋病和白血病。在接受了骨髓干细胞移植后，不仅白血病被治愈，而且骨髓移植后重建的免疫系统将他体内的 HIV 病毒几乎清除殆尽。

“伦敦病人”的出现，让一些医学人士乐观起来，“当医学上只有一个病例报告时，人们总会怀疑这或许只是一个不寻常的情况。现在出现第二份病例真的非常令人兴奋。它确实证明了艾滋病是可能治愈的。”

不过，更多的医学同行则相对谨慎。领导这项研究的组长、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拉温德拉·格普塔表示，“伦敦病人”属于“功能性治愈”，定性“治愈”为时尚早，一些科学家则倾向把“伦敦病人”的情况称之为“长期缓解（long-term remission）”，而非治愈。

伦敦大学学院感染与免疫学系教授格普塔

还有学者指出，两位病人的情况是医学奇迹，很难复制。首先，骨髓移植配型成功的几率本来就低，还要求骨髓捐赠者含抗艾滋病病毒基因突变——这一群体人数稀少（大多是北欧人后裔）。

其次，“伦敦病人”和“柏林病人”进行骨髓干细胞移植，不是为了治疗艾滋病，而是为了治疗各自的癌症。干细胞移植疗法昂贵、有风险，不可能用于治疗所有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其实，这两人也足够幸运。在“柏林病人”布朗之后，有研究者按照同样的步骤在六位同时也患有白血病的HIV感染者身上进行了治疗，但其中有的患者死于白血病，有的死于干细胞移植引起的并发症，还有的患者 HIV 病毒仍旧留在体内。

这说明干细胞移植疗法成功率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么高。

不必非要治愈，先进的防控也可以“打败”艾滋病

人们如此关注艾滋病能否被治愈，这背后是对艾滋病的恐惧，认为它是能迅速致人死亡的绝症。

其实，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这个观念早该改改了。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年度HIV治疗报告显示，随着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措施的普及，全球范围内的艾滋相关死亡率显著下降，感染者寿命预期明显上升，若在患病早期接受有效治疗，感染者寿命可接近正常人水平，即使在中低收入国家也是如此。

现在，不仅感染者的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在艾滋病防控得当的地区，疫情都快“消失”了。以美国旧金山为例，2014年旧金山市仅新增了302例HIV确诊病例，创历史新低。而在疫情最严重的1992年，HIV确诊病例曾达2332例。现在，旧金山82%的HIV感染者都接受了治疗，72%达到了“病毒抑制”状态（此时不再有传染性）。

旧金山凭什么取得如此成就？除了预约医生快速通道，跟踪病人等措施，旧金山最有名的措施有两个：1、一旦HIV检测呈阳性，患者就尽快开始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而不是等到免疫系统功能指标衰退后再治疗，即“检测即治疗”(test-and-treat)；2、向所有高危人群提供预防性药物。

最初，这些举措曾被质疑为“过度医疗”，但一系列研究和实践证明了旧金山做法的正确。世卫组织也赞同这种做法，2016年制定的《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综合指南》中，也吸收了旧金山的这两项举措。

艾滋病防治取得的进展，让人类有了终结艾滋病的底气——2016年，联合国会员国通过了关于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到2020年实现一系列具体目标，到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结束艾滋病在人际之间的传播，让作为一种流行性疾病的艾滋病成为历史）。

要想“终结”艾滋病，有两方面需要改进

终结艾滋病，需要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早日就医。尽早治疗不仅对患者有利，还可以防止他们把病毒传播出去。还有几项研究显示，定期服用药物的人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经常与他们有无保护性行为的配偶——的可能性降低了90%。

然而，由于检测面有限，目前全球约有40%的艾滋病毒携带者（1400万人）不知道自己被感染了。这是“终结”艾滋病的一大障碍。

据报道，我国有约30%的艾滋病感染者未被发现。情况相对好些，但不意味着没有提高的空间。2018年9月，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曾以《中国艾滋病自我检测的机遇与挑战》为题，对中国艾滋病的自我检测状况进行过报道。

文章中提到，目前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只批准了一种用于自我检测的口服检测试剂。而国家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曾对通过网络购买艾滋病自我检测试剂的5万多名消费者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150人的艾滋病病毒抗体自我检测呈阳性。将他们的血样送到专业实验室进行复检后发现，这150人中有97人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也就是说，自我检测试剂的准确率仅为64.7%。

在某大学校园自动售卖机的最底部，摆放着几盒艾滋病尿液检测包

除了试剂质量保证不足，文章还提到相关部门没有促进艾滋病自我检测的国家指导方案和艾滋病自我检测项目的可持续性等问题。

要知道，官方检测机构再多，还会有人因担心泄露隐私不愿去，搞好自我检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关部门要加把劲了。

如果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选择治疗，政府的医疗支出可能增加。据传染病学博士夏安介绍（2014年），中国治疗 HIV 的抗病毒药物是免费的，但药物种类相对有限，一线方案7个，二线方案1个。组合起来的治疗方案相对发达国家6大类各种制剂共计30多种药物而言，可谓捉襟见肘。

如果病人在服药期间出现严重副作用，或者耐药导致治疗失败，且其他免费药物不能替代，就有必要自费换药了，那费用可能要每年几万到十几万了。

如果能扩大免费药物的范围，让患者可以优选效果更好、副作用更低的用药方案，也能激励艾滋病感染者就医。毕竟，除了歧视，有的艾滋病感染者还担心病治好了，但身体垮了，钱也花光了。

现在多花钱当然是值得的，目前中国艾滋病全人群感染率约为万分之九。在艾滋病处于低流行水平时将其“消灭”，总好过亡羊补牢。

虽然“伦敦病人”能否被治愈还需要时间检验，但艾滋病早已没那么可怕，如果社会对艾滋病人少些歧视，防治措施比较完善，可能在治愈艾滋病的可靠方法出现之前，艾滋病就被“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