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暴力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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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是如何形成的？
中外思想界围绕法国大革命有不同的争议。两百多年过去了。应该如何看待这场影响了整个世界的革命？崇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长期关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和法国史，著述约《创造自由托克维尔思想研究》。他认为大革命使民族成为现代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开创了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主义的时代。
论文法国大革命奠定了什么影响了今天的政治思想和文化？
崇明大革命第一次使民族成为现代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开创了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主义的时代。法国的民族意识和国家建设在大革命前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但直到1789年6月17日三级会议的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才第一次让民族成为最高主权的主人。大革命延续了国家建国的进程，民族的利益和团结成为政治的最高原则。无论是1791年的君主立宪制宪法还是1793年的共和国宪法都强调国家的统一不可分割，1958年的宪法也写入了共和国不可分割的原则。
大革命国家建设的重要内涵是把人民等同于民族，确立人民主权。在西尔斯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中，他把第三等级等同于一个民族，呼吁把贵族排除在民族之外。大革命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摧毁特权、等级、贵族和君主制来建设人民。革命者有意识地以多种方式建构这个民族和国家，如1792年的普选、建立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反对联邦制、压制地方方言等等。革命者们强调法国应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他们应该让法国重新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国家建设、人民主权和国家复兴的概念及其在法国的实践后来深刻地塑造了现代政治。
同样重要的是，1789年法国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和美国颁布的《独立宣言》一起使人权成为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055-79000宣称对人权的忽视和蔑视是公共灾难和政府腐败的主要原因。所有人生而自由平等，政治联盟的目的是保护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等自然、神圣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与《人权宣言》相比，《独立宣言》更集中地概括了自然权利的现代政治哲学的要旨，更完整地揭示了人权的内涵及其相应的政治安排，如国家主权、决策权的分离等。为现代人权话语及其政治实践奠定了基础。在所有人权中，平等主导了大革命，旧制度的摧毁和共和国的建立体现了平等的激进性。对社会政治平等的追求以及相应的共和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诉求，成为大革命留给现代政治的重要遗产。
论文与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相比，今天西方的人权话语有什么新的发展？
崇明二战后，人权话语在西方不断发展。经过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人权在西方已经深入人心。今天的人权概念是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和《人权宣言》的逻辑演绎。例如，平等的概念不仅延伸，而且不断突破历史上在性别、职业、财富、种族、肤色、性取向等方面的不平等。大革命打破社会等级制度后。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西方尤其是欧洲的人权话语，与《人权宣言》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人权宣言》年，只是在民主打破等级制度，把臣民变成不受特权束缚的平等公民之后
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学者皮埃尔马南特提醒人们，法国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全称是《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在19世纪，人们关注的是人权如何在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政治框架内得以实现。可以说，公民的权利一面优于人性一面。在马南看来，20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人越来越倾向于从普世道德的角度来谈论人权。人权本身似乎可以成为社会组织的规则，与诉诸公众协商和行动的政治相比，以人权为基础制定法律和规则的治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法律法官、专业机构和管理者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而国家、公民和政治家的重要性在下降。而且，既然人权是不证自明的，那么民族国家是否是保障人权的根本前提就不能确定，民族国家给人类提供的政治生活的意义就更值得怀疑了。
二十年来，欧盟不断制定规则，以更全面、更细致的方式落实人权，试图通过这些规则取代各民族之间的政治协商，要求各民族接受这些规则对其主权的限制。，欧盟倾向于成为一个非民主的官僚机构，有自己的运作逻辑。可以说，在今天的欧洲，人权政治对民族和民主都提出了某种挑战，在崇尚抽象和普遍的人的，开始忽视公民。应该说，今天的人权实践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对人的尊严的更好尊重，但过度发展的人权话语带来的非政治性也是对当代人权实践的重要挑战。
报纸法国大革命成为近代史上的奠基事件。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理念和文化，还有什么是重要的？
崇明革命政治和革命行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我们看到了革命实践与革命原则和观念之间的巨大差距。崇尚人权的革命造成了对人权的严重践踏，追求自由的革命最终建立了强大的独裁政权。死在断头台上的罗兰夫人有句名言——“自由！自由！以你的名义做了多少坏事”概括了大革命的悖论。，革命的暴力和恐怖恰恰成为大革命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之一。大革命，尤其是雅各宾主义，表现出唯意志论的鲜明特征。革命者试图通过自己的意志和行动埋葬旧制度，创建新法国，实现民族复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会用暴力摧毁一切障碍和敌人。法国大革命中，迅速夺取决策权，借助意志和暴力建立新政权和新社会的政治行动模式应运而生，出现了蔑视传统、道德和生命，敢于用血性行动实现革命理想的革命者。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大革命作为一种唯意志论的政治行动，产生了许多追随者。在一定程度上，布林维克把自己视为雅各宾派的接班人。，在他们看来，他们想完成一场比雅各宾派理想更伟大的革命。
论文在法国大革命中，司法界的革命代表和领袖为什么没有把革命引向宪政和法制的轨道？它的暴力是怎么产生的？
崇明这是因为大革命的政治力量和文化远远强于法律职业的司法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律师和法律人作为职业群体，也是旧体制群体结构的一部分，并且随着大革命中旧司法制度的废除，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大革命的受害者和反对者。在旧体制下，这些司法精英曾希望建立一个独立于政治决策权的司法体系，他们会捍卫王国的基本法。这个想法被大革命彻底抛弃了。事实上，孟德斯鸠的决策权分离和制衡很快在革命中失败了。革命者对统一不可分割的民族和人民主权的信仰，使他们无法接受英美宪政的决策权分离。相反，他们认为承担人民主权的立法机关必须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因为立法机关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不需要任何约束。他们否认议会的两院制，限制行政权参与立法权，拒绝司法独立，压制政党的形成和结社，控制教会。它对主权和人权构成潜在威胁。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旧制度专制主义君主政治文化的一些延续。
1787年美国宪法的重要关注点是限制决定保护人权的权利，而法国革命宪法的追求是构建实现人权的决定权利，甚至是通过民族的再生带来法国人民的再生。革命者强调人民主权的至高无上和绝对，以确立立法的神圣性。，自相矛盾的是，这种人民主权对立法机关构成了威胁，因为立法机关只能代表人民而不是人民本身。一旦立法机关被认为背叛了人民，人民自然有权建立一个新的立法机关来取代它，所以人民起义和革命是正当的。正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对国家和人民主权的绝对主义理解中，在人民主权与立法机关的紧张关系中，埋下了暴力的可能性。
，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政治文化注定会导致暴力。大革命中的暴力升级至少应该考虑两个因素。，革命对君主制和贵族制的颠覆引起了国内外对革命的不满，法国和欧洲的保守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对革命的挑战导致的危机局面是激化暴力的重要因素。伟大革命传统的左翼史学往往诉诸于形势，即反革命威胁来解释甚至为暴力和恐怖辩护。显然，这是理解恐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需要注意的是，情况通常不是客观存在的。它最初是各方面政治决策的结果，对其危险性的判断通常是主观的。对国王革命的反抗，尤其是1791年国王的逃亡，加强了人们对反革命的愤怒，革命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失误也导致了局势的恶化。例如，制宪会议对天主教会的国有化政策导致了教会的分裂。考虑到当时大多数法国人尤其是农民还是天主教徒，教会的分裂必然导致社会的分裂。1792年，路易十六希望在欧洲军队的帮助下发动战争，将自己和法国从革命中解放出来，但布里索和其他吉伦特人也在等待战争，以巩固革命和自己的决策权，甚至建立共和国。，战争的爆发和法国最初的失败导致局势迅速恶化。可以说，在战争问题上，是革命者自己造成了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革命引起的决策权和思想斗争构成了某种革命力量。在这种权力中，激进的立场通常有助于获得主导地位和决策权，而温和派则往往沦为革命清洗的对象。这是理解革命暴力和恐怖时需要注意的另一个因素。在鼓吹战争时，布里索宣称，战争将是实现“普遍自由”的新十字军。也就是说，在欧洲人民的支持下，法国的革命战争必将胜利，自由和革命的思想将在整个欧洲实现，这将确保大革命的胜利和吉伦特的领导地位。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弥赛亚主义和决策权的算计是交织在一起的，是齐头并进的，这在1793年恐怖主义政治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
论文那么，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对思想界有什么重要影响？
崇明暴力问题已经成为思想界思考大革命的重要依据。革命中不断升级且无法控制的暴力成为大革命最明显的特征之一。革命派、保守派、反革命派通常为他们对革命和启蒙的否定进行辩护，但在他们片面的话语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些对大革命的敏锐认识。
作为大革命的观察者，记者兼保皇党人马利特杜潘(Mallet du Pan)分析了恐怖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统治形式背后的逻辑。在他看来，恐怖的建立是由于革命者对革命敌人的恐惧和仇恨，但在征服了敌人之后，革命者又对革命者本人或其朋友产生了恐惧，这就使恐怖更加暴力。他们因为害怕被恐怖吞噬而加重恐怖，为了不被杀死而杀人，为了留名而成为独裁者，不断推动斗争向前发展。杜旁看到了革命斗争常态化的机制革命必然产生敌人，在敌我对立的革命环境中，对阴谋和潜在敌人的恐惧，会把不是敌人的人指为敌人。一些革命者因为他们的真实或激进的立场而需要敌人的存在来推进革命，所以他们会制造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革命一旦到了这个阶段，革命者为了避免被指责为革命的敌人，也就是说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尽力掌握甚至垄断决策权，因为一旦
另一位著名的反革命思想家迈斯特尔指出，革命具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所有自以为领导革命的人都成了革命的牺牲品。“根本不是人民领导革命，而是革命利用人民”。，在迈斯特尔看来，大革命的疯狂不过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某种惩罚，其中不仅包括对启蒙运动及其追随者革命者的亵渎和亵渎，还包括君主和贵族的腐败和堕落。但他相信法国人在大革命的惩罚和牺牲中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代价后会得救，法国会恢复教会和君主制的统治。显然，这种理解完全是迈斯特尔神权政治思想的一厢情愿，但左派思想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将革命暴力理解为一种惩罚、牺牲和再生的方式。虽然这种再生与上帝的意志无关，但它指向了共和国和社会的更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雅各宾的暴力激发了19世纪的革命和革命者，但也引起了左派的反思。19世纪下半叶，乔治索雷尔对雅各宾的暴力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民族主义的暴力不过是旧制度专制和民族理性的延续，只会导致寡头政治的野蛮，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不平等。在索雷尔看来，试图通过暴力革命或普选和议会制来夺取政治决策权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在幻想，应该诉诸大罢工来摧毁国家机器，将决策权分散给工会和工人组织。不管索雷尔本人的非政治联合主义是否也是一种幻觉，他富有洞察力地指出，雅各宾主义和人民主权意识形态的背后隐藏着民族主义和民族崇拜。
大革命所体现的决策权的滥用，成为自由主义者反思大革命及其政治文化的出发点。这里仅以龚四为例来说明。龚当是大革命的观察者。在都都政府统治时期，他经历了大革命后期巴黎的动乱。革命，尤其是恐怖，让他意识到主权必须受到限制。法国革命者认为，只要将主权从国王手中转移到人民手中，就可以解决专断和滥用决策权的问题。但在龚世当看来，不能只盯着手中的权力，也要限制自己的决策权。他并不否认人民主权的合法性，但他强调必须限制决定权，以确保个人在各方面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他批判了雅各宾激进的公民美德政治，提出了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著名区分。他提醒人们，以政治事务占领公民生活，以城邦利益支配个人利益的古典城邦政治，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因为在近代，社会分工日益复杂，个人意识不断加强。
，龚世当不仅是现代人的个人自由或消极自由的倡导者，而且指出了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共和国政府应该通过选举和代议制来吸引公民参与政治，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要做到这一点，龚世当警告共和国政府，要从政府中清除革命习气。自由的最终确立在于结束革命，这不仅意味着支持革命的人拥有决策权，革命原则得到认可，更重要的是政治运作必须在宪法秩序中进行，而不是诉诸于独断专行的革命习惯。革命就是“颠覆一切原则，腐化一切舆论”。在龚世当看来，当时督军政府最大的危险就是老实人用革命的手段或独断专行来打击革命的敌人或极端的激进派。他甚至认为为美德发动革命远比为犯罪发动革命危险。发动革命的罪犯，无论其目的如何，或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暴力、专横的手段，都会受到人们的谴责；老实人为了正义而采取暴力武断的手段，会让人觉得武断可以是一种正当的政治行动方式。如果当局和人民都习惯于用武断的手段解决问题，那么正义和自由就永远无法建立，宪政本身也会成为武断的牺牲品，因为武断永远是与原则对立的。
龚当还谈到了用来为武断和恐怖辩护的情况，但他认为人们经常滥用这种情况作为武断行动的借口。事实上，局势通常是由某些派别制造的，以便他们以人民、自由和祖国的名义更隆重地建立自己的统治。龚当要求法国人反对任意自决，而不仅仅是特定的任意手段。不反对任意自决的人会认为任意自决总是必要的，这使得自由所要求的稳定秩序和形式永远无法实现。，龚世当指出，我们自己要放下独断的武器。司汤达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反对无限制的权威，具体来说就是反对无限制的人民主权。如前所述，他一再强调，应该受到限制的是人民主权的武器，而不仅仅是使用武器的手。革命促使龚思思考如何理解政治决策的正当性和限度。(来自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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