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与艾滋病的关系

 

　　我们首先来琢磨一下这些常被抛出来的词语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概念——“正常”和“异常”,“疾病”与“健康”,“道德”与“不道德”。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这些相互对立的概念的界限?就以“正常”与“不正常”来说,毫无疑问,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层面上,“不正常”意指一种与多数人不同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那么是要多少人所共有的行为,才算是“正常”呢?需要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在大家印象中,似乎四川人都喜欢吃辣的,但我就知道成都人中有完全不能吃辣的,这是不是就“不正常”呢?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不正常”(“异于常人”)被打上了道德的印记,换句话说, “正常”与否直接关乎“正确”。尤其是因为涉及到性,性的正确或不正确在中国是一个很严重的道德问题。在此种逻辑之下,同性恋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

　　然而,为什么一种自然的性行为会面临如此的道德尴尬呢?看看今日世界,多元化和差异化正成为我们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难以理解为什么独独在同性恋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如此落后。更不用说,大量的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证据早已发现:同性性倾向是人类乃至动物界正常的性倾向之一。同性恋也并非是任人随意选择的生活方式,而是先天形成的自然行为。

　　之所以同性恋在今日社会中成为许多人歧视、指责的对象,还在于不少人认为他们应当对艾滋病负责,他们认为是在这个人群中,艾滋病开始爆发并流行开来。可真的是他们那种“不正常”的行为导致了这种可怕疾病的飞速蔓延吗?这种说法看来有理,其实却不源于事实。虽然艾滋病最初被西方医学界发现时,是首先在美国男同性恋群体内,但实际上从世界来看,异性之间的传播是占首位的。 中国目前也是如此,卫生部在2007年11月29日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年)》中指出:“2007年……在5万新发感染者中,异性性传播占44.7%,男男性传播占12.2%,注射吸毒传播占42%,母婴传播占1.1%。”

　　这与目前媒体上常见的观点,以及社会上很多人的错误理解,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项评估的结果显示,虽然男男性传播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但目前并非首要途径,异性性接触造成的感染远多于高于男男性传播。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群交往的频繁,几乎所有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几率都较以前为大。不正是由于人群的迁徙和商业活动的加速,才导致历史上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的鼠疫爆发吗?难道我们要因此而谴责一切人类活动吗?事实上,只要社会在变化,人的活动在变化,交往行为在变化,传染病以及一切疾病就会发生变化。艾滋病不过是一个有些特殊而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的例子而已。因此,艾滋病从来就不应该单纯的归罪于任何人或活动,它的确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但谴责和道德指控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的作用,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糟。

　　话分两头说。同性恋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人群是艾滋病的易感人群之一,之所以会在这个人群中有如此高的感染率,与许多因素有关。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正是由于普遍存在的对同性恋的污名和歧视,导致很多同志处于极其负面的心理状况中。心理学和社会学诸多研究均证明,在这样的心态和社会生存状态下,个人很容易忽略自身的健康。同时,由于缺乏发展正常情感关系所必须的社会和家庭支持,大量的同志只能在一种匆忙和隐蔽的场景下交往。此种状况下的性,很难是有备而来和注意安全的。讨论“为什么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居高不下”,不能忽略这些原因。当不少人在将整个社会的艾滋病问题肇因归结于同志时,更应该反思一下造成这一问题的社会根源。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把艾滋病归因于社会中某一类或几类少数群体,采用漠视、歧视或加以污名对待的做法,不仅无助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其本身更是疾病在主流群体中大规模流行的催化剂。例如,艾滋病在整个80年代一直是在美国男同志中流行,直到1995年为止,大多数美国异性恋白人男性都还坚信艾滋病是个“同性恋疾病”,认为艾滋病与身为异性恋的自己没有关系。这种观念盛行的后果,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异性恋美国男性中的艾滋病发病率逐渐上升。

　　此外,不少人认为,男同性恋人群中存在的“混乱”的性关系是艾滋病的根本原因,并进而认为同志们应该为这一“不道德”的原因而负责。

　　那么,“多性伴”是否又应该成为一个道德问题呢?这又是一个应该两说的议题。社会学和行为学调查的结论的确支持一点:多性伴的确是男同性恋群体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不过这也并非男同性恋群体的专利,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潘绥明教授的研究,在“主流”的异性恋群体中,近年来有多性伴行为的人数也在以很快的速度上升。至于多性伴本身是否应该成为道德评判的负面对象,就要用到一条基本的评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