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在2004年里发生的艾滋病故事

中国宁波网讯：编者前言：在12月1日第17个“世界日”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卫生部关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各级政府要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艾滋病防治工作摆到重要位置。

无人能够幸免这个幽灵的侵袭。当如此庞大的人群以几何级的数量疯狂增长的时候，仅靠道德已经无能为力。

你应该做出选择，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你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是冷漠、嘲笑还是相互关爱，共享生命？这是一个全世界人类都需要彼此依赖分享关爱的日子，让我们一道走入艾滋病人的生活世界。

一个幼儿

2003年10月8日下午两点整，艾滋病患者小伉伉在远离家乡的天山脚下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咽气前几分钟，“我问他还能看到爸爸吗，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用手揉了一下眼睛，嘴里说出一个‘看’字，就停了呼吸”。

1999年，伉伉出生于一个中国普通农村家庭。2000年8月18日，因喝娃哈哈饮料生病了，在安徽省某县某乡某卫生院，诊断为“急性坏死性肠炎”，医生说要输血，“这位医生打电话要血源，不一会儿，某某乡某某村某某开着三轮车拉来一位卖血的人……”(据伉伉父亲给高耀洁的信)。

300毫升携带艾滋病毒的血就这样进入一个不到两岁的无辜生命的身体，从那一刻起，所有的天真、可爱、希冀都注定在风中破碎。>>>一个不满5岁的艾滋病小患者的悲惨命运

两个父女

王为军从来不在凯佳面前谈妈妈，直到有一次在火车站，一个大婶问凯佳：“你妈妈呢？”凯佳张口就说“死了”。王为军意识到，孩子大了，不可能再瞒她。

一天，王为军坐在自家门口偷偷地哭，顺手用圆珠笔在大门上写下一句话：“我这一生，从此刻起就像风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往日的幸福生活再也没有了。”

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带着凯佳上北京痛快地玩一天艾滋病人自述，然后和女儿一起结束生命。>>>我和父亲并肩站立

一段心路

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穿越一片巨大而开阔的香蕉园，在倚 靠一座俊秀高山的半山凹里，有一片开放的活动园区，园内有30多栋 大小一层平房，路边散落许多长凳，长凳上坐了许多人，他们在那里 看报纸、打盹。半山腰上有几栋住宿的平房。有旅店、快餐厅、小卖 部、篮球场等设施。我定睛一看，我的妈呀，那些长凳上坐着的，竟 然都是我的同类，他们有的脸上、手上长满了卡波氏肉瘤，那是艾滋 病的独有的印记。

一位20多岁的小和尚和我迎面相遇，我表示来自异国，坦言自己 就是一个HIV携带者，我想拯救自己，我邀请他陪我逛逛，给我讲解一 下“天堂之家”的情况。 >>>一个中国青年在海外的艾滋病之路

他的一年

因为我有个坏名字———艾滋病人。

最后还是佑安医院的大夫做了个姑息疗法。要彻底根治必须要由骨科的大夫来做手术，但骨科的大夫不愿意做。我有个朋友找到一个骨科医生，想请他给我做手术，他说：你想害死我！有些医院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病人赶走，可能会更有利于他们的经营。很多收治艾滋病患者的医院都不愿意说有艾滋病人在那里，怕影响到其他的病人来看病。 >>>一个艾滋病患者的一年

一个23岁女孩的自述

5年前高中毕业后，我到宁明县城一家服装店打工，认识了一群跟我一样刚走出校门的年轻朋友。出于好奇，跟他们一起第一次尝试了毒品的“魔力”。出于好胜，当别人每次聚会问谁还敢再试一试毒品，我总是第一个出头。终于，我尝到了苦果，染上了毒瘾。吸毒的第三个年头，我靠鼻吸已经不过瘾了，只有改为注射，两个手臂都打满了针眼。

因为吸毒，身体越来越差，服装店的店主把我“开”了；因为吸毒，整天从家里偷东西拿出去卖钱，原来视我为掌上明珠的父母兄弟把我看成“败家女”；因为吸毒，有空就跟街头的“粉崽”鬼混，交往了2年多的男朋友离开了家乡，因为他已经永远不想见到我堕落的样子。>>>一个23岁女孩的自述

一群“偷偷摸摸”的人

我去了上蔡县，向他们卫生局的人反映这个情况，我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暑假时我就带个医疗队过来，帮助你们把这个病查一下。他们卫生局长说，你不要来，你来的话我们要干预。可是过了两三个月，他们没有任何防治的行动。

那几个月我前前后后地想，最后我觉得是他们不对，我做的事是对的。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那么多病人怎么能没有人管呢？于是，我就利用节假日干部都不上班的时候，带上几个学生偷偷地去了。他们说，桂教授，怎么我们做光明正大的事要搞得偷偷摸摸的？我就对他们说，对，我们就是在“偷偷摸摸”地做光明正大的事。>>>我们如何“偷偷摸摸”地预防艾滋病

一个研究生和一群艾滋孩子

好不容易到了双庙村，李丹进的第一户人家，女主人叫王玉莲，他们夫妇都是艾滋病感染者，现在也只能在家苦苦度日，一筹莫展，无可奈何。他们都在服用国家下发的药品，有去羟基苷散、萘拉韦平片、克度齐多夫定片等，尽管还有一个叫肝精补血素的口服液是治疗肝脏不适的，但由于那些药物的副作用(主要是对肝脏)太大，他们也就没有按时定量地吃。原则上每个月应去做一次常规检查，但由于每次六七十元钱的检查费用要由自己出，时间一长难以支付，也就没有经常去检查了。

李丹看到，王玉莲家里除了一台长虹彩电外，什么象样的东西也没有了，然而，据村民王阳学说，王玉莲几年前的家可不是这样。当初卖血积累了些经济基础，再搞些副业，外出打工，致了富，还买了辆桑塔纳轿车。不过，现在她家的景况落魄，车也没了。>>>26岁研究生甘当河南艾滋村孤儿亲爹

一群“艾滋小偷”的故事

他们头发凌乱、面色惨淡无光，他们周而复始地穿梭在杭州闹市区，他们是携带着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他们也是小偷。警察叫他们“艾滋病小偷”。

白天，他们在家里睡觉。到了傍晚，他们开始一天的生活。他们尾随在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孩后面，尾随在提着菜回家的主妇后面，尾随在焦急地等待公交车回家的上班族后面，取得自己的“目标”。然后，将得来的赃物换成现金，买来他们渴望的“白粉”，享受短暂的快乐……第二天，再重复这样的生活。

小学毕业后艾滋病人自述，覃伍就在家闲着。1998年，15岁的覃伍开始接触毒品。“反正在老家也没有什么事，老家的几个朋友‘吸粉’，我们天天在一块玩儿，我当时还小，看着好玩儿，也开始学着吸。”>>>艾滋小偷的故事：15岁开始吸毒

一个艾滋患儿的别样童年

凯佳今年只有7岁。这个长着尖尖下巴和弯弯眉毛的小姑娘，去年秋天刚上学前班。她不知道“歧视”两个字怎么写，她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歧视。可是她知道，“没有一个小朋友愿意和我玩”。

凯佳家住河北武安。除家人外，村里没人和她说话，更没人和她玩。她出生时，妈妈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并很快去世。由于母乳喂养，凯佳成了艾滋病毒携带者。

虽然爸爸和哥哥都没被感染，但从此这家人都成了村里人避之不及的“瘟神”。>>>艾滋患儿：除了挨打没别人理